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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安徽人常说：“爬得越高，越要踩实脚；名气越大，越要沉下心。别等摔了跟头才明白，最值钱的不是名气，是初心。” 提起杨光这个名字，估计不少乡亲还有印象，尤其是家里经历过2007年那阵《星光大道》热潮的长辈，对他更是记忆深刻。当年他在央视舞台上，一首《你是我的眼》唱哭了多少人，把失明者对光明的渴望、对生活的执着唱得入木三分，一夜之间成了全国闻名的励志榜样。可谁能想到，靠着拼劲硬生生闯出来的巅峰，最后却因为自己飘了、丢了初心，一步步摔了下来，从万众追捧的星光偶像，跌到如今的无人问津。

　　1979年，杨光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本该是阖家欢乐、喜气洋洋的日子，可刚过一百天，一个晴天霹雳就砸向了这个小家庭——杨光被确诊为视网膜母细胞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就算全力治疗，最后还是没能保住他的视力。不到一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看清父母的模样，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就永远坠入了无边的黑暗。咱想想，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一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来说，失去光明意味着什么？对一对年轻的父母来说，看着孩子遭遇这样的不幸，心里得有多疼、多揪心。

　　那段时间，杨光的父母整日以泪洗面，四处求医问药，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肯放弃，可最后还是没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但他们没被命运击垮，更没放弃这个孩子。父母心里清楚，孩子看不见，未来的路会比常人难上百倍，必须给孩子找个精神寄托，让他有活下去、走下去的勇气。就在四处摸索的时候，他们发现杨光对声音特别敏感，不管是窗外的鸟鸣、街上的脚步声，还是收音机里的歌声，他都能仔细地听，还会跟着哼哼。尤其是听到音乐的时候，原本哭闹的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小脑袋还会跟着节奏晃动。就这样，音乐成了杨光寻找光明的途径，也成了他黑暗世界里最亮的一束光。

　　从六岁开始，父母就凑钱给杨光请了电子琴老师，让他系统学习音乐。看不见琴键，这是最大的难题。老师教别的孩子，指着琴键讲就行，教杨光却要费上十倍的功夫。杨光自己也争气，别人用眼睛看，他就用手一遍遍摸，把每个键的位置、触感都刻在心里。为了记住琴键布局，他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反复练习，手指摸得发红、发麻，甚至磨出了小茧子，也不吭声，只是揉一揉继续练。听不见自己的发音是否标准，他就缠着父母买了大量的音乐磁带，一遍遍地听，跟着磁带里的歌手模仿发音、练习气息。

　　十一岁那年，杨光凭借扎实的音乐功底，顺利加入了当地的残疾人艺术团，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正式的舞台。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感受到聚光灯的热度，听到台下传来的掌声，他激动得浑身发抖，也更加坚定了要走音乐道路的想法。在艺术团的五年里，他没停下学习的脚步，一边跟着艺术团四处演出积累经验，一边利用空闲时间恶补文化知识和音乐理论。他知道自己比别人起点低，就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的努力，别人练一遍的曲子，他就练十遍、二十遍，直到熟练掌握为止。

　　2003年，杨光大学毕业，揣着一腔热血和对音乐的梦想，独自踏上了去北京闯荡的火车。北漂的日子有多苦，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房租贵、开销大，竞争还激烈。而对一个失明的人来说，北漂的难度更是翻倍。为了维持生计，他白天在残疾人艺术团排练演出，晚上还要去酒吧驻唱，常常忙到深夜一两点才能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出租屋离演出的地方很远，没有直达的公交，他就凭着记忆一步步摸索着走，有时候遇到下雨天，浑身淋得湿透也只能咬牙坚持。

　　最明显的就是工作态度的变化。以前不管是排练还是演出，他总是最早到、最晚走，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工作人员提醒他注意事项，他也会耐心倾听、虚心接受。可走红之后，这一切都变了。节目排练迟到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就算来了，也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要么玩手机，要么跟身边的人闲聊，根本不把排练当回事。有一次，一个节目组为了配合他的时间，特意把排练时间调整到了下午，可他还是迟到了三个小时，来了之后还一脸无所谓，说自己“有点事耽误了”。

　　社会对特殊群体确实有很多关照，大家会因为他们的不易而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性妄为，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别人的包容当成自己耍脾气的资本。残疾不是特权，名气也不是护身符。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想要在行业里站稳脚跟，靠的不是名气，而是自己的实力和人品。杨光当年之所以能火，是因为他的歌声里有真诚，有力量，他的故事里有坚韧，有励志；后来之所以被大家抛弃，是因为他丢了真诚，没了人品，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