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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7月，在琉璃渠村北约1.5公里的龙泉务村辽代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四件琉璃制品，其中包括辽三彩琉璃坐式菩萨像二尊、跏趺坐式佛像一尊和高托莲花瓣佛座，无论是塑制水平还是艺术水准都堪称上乘。与这些琉璃制品同时出土的“寿昌五年”（1099年）戳记琉璃残片证实，早在一千年前的辽代，京西龙泉务、琉璃渠一带就已经开始生产极为精美的琉璃制品。元朝初年，琉璃局领匠夫三百余户，这么大规模的窑场一定是在辽金时期旧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自隋唐到辽金，长城脚下活跃的民族频繁互动交流，是西域琉璃技术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原因。唐代时，北京西山一带各族杂居，不仅有原居东北地区和北亚的契丹、奚人、新罗等族“归义”，也有不少来自西域和中亚的人民居住。吐蕃松赞干布的大相禄东赞，其六世孙论博言娶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为妻，咸通六年（865年）病故，其子从礼为幽州节度牙门将，将夫妇二人合葬于西山脚下今石景山古城村。这种文明高度交流融合的态势，一直保持到了辽金元时期。

　　“这多处的中国式新建筑物，虽然对于中国建筑趣味精神浓淡不同，设计的优劣不等，但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一点上。他们均注意外形的摩（模）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国营造学社特刊》，1934年）琉璃瓦，成了最先被西方人挑选出来以代表东方建筑的视觉符号。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本土现代建筑学开始兴起。西方建筑师们对琉璃瓦的东方主义式看法当然也影响了中国现代第一批建筑研究者，但与西人不同的是，本土学者更倾向于从建筑史的角度去发掘琉璃制造的技术与历史。1928年，中央大学建筑系调查明代报恩寺琉璃塔，专门调查了南京的琉璃瓦兽残件与明代琉璃窑故址——聚宝山官窑。1932年，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琉璃窑轶闻》，这是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琉璃烧造历史的文章。尤为可贵的是，刘敦桢先生实地调查了当时北平的官窑赵家、私窑“西通和”和辽宁海城县侯姓窑场，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宝贵记录。1935年，梁思成的《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一书正式出版，其中收录了“琉璃赵家”设计制作的图案，琉璃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建筑的标志之一。琉璃不再作为东方主义式的视觉符号出现在建筑学中，而是有了深刻的历史感、民族性与文化深度，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浩瀚背景、宏大知识与精微技术的建筑证明。